照片：1月3日，第四届“小数报杯”竞赛在江苏省教育学院举行。该竞赛曾在2004年被教育部门叫停，但由于获奖学生进入名校的机会大大提高，所以还是有很多学生积极参与。山山摄

　　一场尴尬的讨论

　　2004年7月8日，南京一家发行量较大的晚报在头版头条撰文称，高考成绩公布后，集中了省内最好教育资源的南京又一次落在兄弟城市后面——在考生人数增加的情况下，南京达本科线的考生下降到4700人，比前一年减少600人。

　　民众的情绪被这篇题为《追问南京高考之痛》的报道点燃，而接下来的一系列“追问”引发了一场南京要不要坚持推进素质教育的论争，一些市民通过打电话、写信、上访等方式向教育部门和学校表达自己的困惑、担忧和指责。

　　南京的教育主管部门起初采取沉默的态度。直到2004年8月底，高考录取工作接近尾声，南京市教育局才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媒体之前的报道忽略了“体育、艺术特长生”的上线人数，实际上南京仅艺术类考生便有2535人达本科线，综合各类本科达线人数为7485人，并非报道中所说的“4700人”，再算上保送生、小语种等达线人数，当年本科实录10473人，录取率为40.39%，高于全省36.67%的录取率。

　　此后，基于对高考的普遍关注，国内多家主流媒体也加入论争，话题多集中在素质教育和高考。代表性的意见大致可分为几个方面：有的对素质教育提出批评，认为孩子考不上大学，搞什么教育都没有意义；有的反对高考崇拜，认为高考成绩不是判定教育水平的唯一标准；有的批评高考制度，呼吁高考改革。

　　单从理论界的声音来看，似乎“主张高考改革，坚持推进素质教育”一派的嗓门儿更大。不过，从20多年前“素质教育”概念诞生起，“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就一直是教育界公认的两张皮。南京过去咬着牙不把升学率当做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历经“高考之痛”后也不得不重新审视其背后的民意基础。

　　2004年8月21日，南京市教育局出台了《关于南京市中学节假日对学生开放教育设施和开展教师校内教学辅导活动的通知》，通知提出：各学校可利用双休日的一天开展教学辅导活动；有条件的学校初三以上年级可以利用晚自习进行教学辅导活动，各校应安排骨干教师辅导答疑。

　　尽管通知强调以“家长同意，学生自愿”为前提，但在“高考之痛”风波未平之际，这项暑假期间颁布的规定还是被外界看作是“为南京市严禁多年的周末补课开绿灯”。事实上，在实际操作中，也没有哪所学校真的按通知所要求的执行，利用双休日给学生安排“选修课、实验课、活动课和综合实践”——要么全体学生集中考试，要么就补补高考要考的那几门。

　　2004年9月，南京市教育局又出台了《普通高中教育绩效评估试行方案》，该方案首次把高考成绩纳入中学考评体系，学校办学质量与当年高考本科达线率和有效推进率挂上了钩。

　　“在新一轮课改即将开始的时候，一盆浑水就这样劈头盖脑泼在素质教育的脸上。”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王栋生把“高考之痛”称作“一场尴尬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尴尬之处，在于它把教育界力图弥合的一对矛盾进一步撕裂；双方的角色也很尴尬：攻方很想理直气壮，无奈应试教育毕竟不是先进文化，故执论者难以自圆其说；而守方本该理直气壮，无奈升学率涉及千家万户，故不敢忍饥挨饿说小康。”

　　“高考之痛”很快蔓延到中学。2004年9月初,南京市金陵中学高一新生要军训8天，第四天就有两位家长气势汹汹地跑到学校质问老师，“我们的孩子来上学是为了考清华、北大，不是来当兵的。”无论老师怎么做工作，他们还是坚持把孩子带回去。

　　县中模式之争

　　2004年9月，南京市一所四星级学校S中学率先将师生的作息时间作出调整，增加了早自修和晚自习。随后，一篇《孩子真苦：7点上课，21点40放学》的报道，又掀起了长达一年的关于“县中模式”的讨论。